大灾难引发的社会余震

长期以来，土耳其人一直认为“政府就是家长”，每个公民都可以依靠政府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然而，在最近的这场8·17大地震中，官方的不得力表现却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人们发现他们的政府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可靠，”伊斯坦布尔一位政治学家说，“这次地震犹如导火索，它肯定会引发一些变化”。

社会学家指出，大的自然灾害常常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例如日本1995年的神户地震、中美洲去年的“米奇”飓风等。大灾考验政府的危机控制能力，一旦处理失当，就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满和不信任。

这次的土耳其地震中，政府灾害防范机制的脆弱性就受到了公众的严厉批评。土耳其位于地震多发地带，却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没有任何准备，既不重视他国的事先警告，也缺乏现代化的地震救援工具和技术。地震发生后的数小时中，因为电话系统中断了，视察灾区的埃杰维特总理竟只能通过新闻机构的卫星，以现场电视采访的方式与在首都的其他官员联系。

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通民众在地震中的表现。土耳其人在大灾中的团结友爱让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人们共同分享一切物品，从食品到尿布；大家一起承担挖掘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的义务工作；私人的推土机、升降机和发电机也很快就志愿投入到了救援工作中。

民众在大灾中产生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自身力量的认识往往会促进自助团体的发展。1995年神户地震就是如此。和土耳其一样，当时的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因为在地震中的迟钝反应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志愿者结成的临时组织成为地震救援的主力。这些组织在灾后保留下来，并发展成为非盈利性的民间团体。他们积极地通过团体力量维护普通居民在灾区重建工作中的利益。如今，大约有三十多个这样的组织活跃在日本，对社会生活发生着很大的影响。

神户地震带来的这些社会变化并没有危及到日本政坛。但灾难研究学者却指出，国家的政治局势也有可能因大灾而发生变化。以去年席卷中美洲的“米奇”飓风为例，由于政府在危机中举措不力而军方却被认为表现不错，尼加拉瓜的两极政治体制受到冲击。另一个例子是1985年的墨西哥城地震，那次地震中产生的自助组织在震后继续发展壮大，并最终加速了墨西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